深切怀念亲爱的宋庆龄伯母---法国巴黎 高醇芳

献给亲爱的宋庆龄伯母

历史的长河弯弯曲曲, 奔流不息, 或惊涛骇浪, 或静静流淌。有一尊美丽的礁石, 永远屹立在苍苍史河浪花中, 闪耀着中华民族灿烂精神的光彩。 这就是我最崇敬的伟大慈祥的伯母宋庆龄主席。

宋伯母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我非常怀念她。我有幸得到她的慈爱关怀，特此撰文纪念宋庆龄主席。

珍贵的玫瑰绢花

我在北京的那几天，宋伯母几乎天天给我写信，给我送礼物或画片，请秘书送到士良堂叔家。我见她后第二天，3月4日，她请秘书给我送来一支美国高仕牌金笔，盒装的，还带有两个墨水添加管，信中说：

“最亲爱的第娜:

请接受这支笔作为你访问北京的纪念。我知道它在你的工作中会对你很有用。

这几天我得主持一些会议(当主席)，所以恐怕我不能抽出很多时间同亲爱的你在一起。但如果我找到时间，我就一定会设法接你来这儿。

昨天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送去给辛西娅·廖（即廖梦醒——作者注），我希望能很快把她的感谢信转交给你，如果她可以坐起来写字的话。

带上我对你和你亲爱的全家人最热忱的爱。

                                         宋庆龄阿姨”

她还特地附加了一句：

“你去参观故宫了吗?”

那时故宫博物院不对外开放，更不用说书画馆了。我很福气，有宋伯母的帮助，能进故宫博物院，还有书画专家指点。我先到办公室，拜见著名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办公室很简陋，徐老很热情，很客气。他带我去看古画，我饱享了眼福。他还请我过到他家做客，继续研究文徵明书画艺术。

宋伯母深深热爱中国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文化。她非常喜欢国画，支持我画国画，想尽办法使我能有古画临摹。3月5日那天，她的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宋伯母3月4日写的大信封，里面有她从日文版中国杂志中取下的一页，内页印有一幅南宋李嵩的工笔花篮花卉，还有一张信纸，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第娜:

请保留内页的画儿。我想你可以画一幅像这一样的画。

                                  致以爱

                              宋庆龄阿姨”

3月7日，她为我母亲和大姐准备了一些北京稀有的糖果食品，给我来信说：

“最亲爱的第娜：

终于寄来了廖梦醒感谢你好心的信件。这些天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有许多我不能缺席的会议，而你9号就必须回去，恐怕我不会再次有见你和与你聚谈的巨大欢乐了！请向你的家庭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向你母亲和玛丽亚带去许多爱。我为玛丽亚同她有才华的丈夫创办舞蹈学校取得的卓越成绩倍感骄傲。

希望我为你写给博物馆领导的信能有预期效果，你最终看到了你所希望看的吗？我会留意好看的图画供你作画用。

能否请你把这些美国枣带给你亲爱的母亲，把巧克力带给亲爱的玛丽亚，以表我的心意和爱。

你的法国朋友和学生蓬赛夫人明天下午将出席妇女联欢会。希望你能抽空来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因为这总会给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

致以对你的深爱。

亲爱的第娜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能够再见到宋伯母，我非常高兴。她那么慈爱地邀请我，心里感觉好温暖。

3月8日那天下午雨下个不停。我住的居民区里根本没有出租车，我又不能骑自行车到人民大会堂。我在门口公用电话处打电话找出租车，但老是占线，怎么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拨通了，等车子来接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我匆匆进入会场，开门见山地问警卫员宋庆龄主席在哪儿。他当然有点吃惊，我说我是宋主席请来的客人，他就把我带到宋伯母坐的那张圆桌子旁。宋伯母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拥抱我。我跟她说，很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找不到出租车。她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各位来宾，有各国大使夫人等，还给我剥橘子，给我拿蛋糕，要请我入座。我看见旁边警卫员好像脸有难色，可能是预先不知道我来，没有安排。我就谢谢她说：“Aunty，不用麻烦，我先到那边去，一会儿再来看你。”她很舍不得，非常关心地问我：

“有人送你回家吗？”

我说没有。她就说：

“好，我送你回去。”

秘书就跟我约定，等儿童文艺表演一结束就来宋庆龄这儿，一起走，送我回去。

宴会厅摆满了圆桌，有5000名妇女参加大会。表演刚一结束，秘书就来接我。宋伯母见我来，好高兴，亲切地挽着我的手臂，满面笑容，一起走出去。她的护理搀扶着她的右臂。新华社记者都围上来照相。看我长得是外国人的样子，觉得很奇怪，很突然：这位跟宋庆龄那么亲热的外国女孩子是谁？他们问我是哪个代表团的，以便报道。因为那时，能来中国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参加代表团的。我很客气地说，我没有什么代表团。

走廊中秘书对宋伯母说，她还要接见一个加拿大代表团。宋伯母用上海话跟我说她“吃力来”，意思是很累，想早点回去休息。秘书说，已经答应他们，安排好了，不太好推辞。宋伯母就不说什么，一直挽着我的手，一起进入一个会客厅。

在等候加拿大代表团到来时，宋伯母请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椅上，跟我亲切交谈。她把她胸前戴的一朵粉红色的绢花摘了下来，递给我，说：

“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第娜，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留作纪念。”

这朵美丽的玫瑰花，凝聚了她多少爱心。我把这朵非常珍贵的花捧在手里，心潮澎湃。

接见完代表团以后，我搀宋伯母走出人民大会堂。她上了第一辆红旗轿车，前面有国旗，我上了第二辆轿车。前面有警卫摩托车队呈人字形排列开道，很威严。车里很宽敞，脚下铺着厚厚的北京织花地毯。有三排座，我进车时后面已经坐了两个人，一路上我们就愉快地交谈。

红旗轿车缓缓开进后海宋庆龄官邸，我们都下了车。宋伯母和我亲切拥抱道别，依依不舍。她已经很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想到这就要跟亲爱的宋伯母分手了，眼睛不禁湿润了。

我换乘了她的另一辆车，车子一直送我到东城区新中街堂叔家。

回到巴黎以后，我收到宋伯母的挂号信，信封背面是硬纸板，里面是两张照片，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笺包着。宋伯母为我精心地挑选了两张照片留作纪念：一张是她左手挽着我，右手挽着专门扶持她的护理人员，胸前戴着一朵绢花；另一张是在会客厅里，我俩坐在沙发椅上，后面站着三个秘书和护理人员，宋伯母和我亲切交谈，绢花在我的手上。她真是非常细心，想得非常周到。这两张照片不但是美好时光的珍贵纪念，也是史实记载：这朵美丽的粉红色玫瑰绢花是她亲手赠送给我的，有照片为证。

两张贺年片

1980年12月初，我收到了宋伯母的贺年卡，12月7日寄出的。我6月结婚了，这次她就遵照西方人的习惯，在信封上和卡上写的是我丈夫的名字：德布克先生和夫人。贺卡面上印有艺术照片，暗蓝底上数枝白梅盛开；内页印有金色隶书体“恭贺新禧”，右下角“宋庆龄”。中间她用绿色粗钢笔写着：

“致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暨夫人:

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一周，我又收到了她的贺年片，同样的贺年片。我心想，宋伯母已经给我寄过一张贺年卡了，大概是因为她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卡，保险起见就再寄了一张。但过了几年以后，有记者来我家，我把珍藏的这两张贺卡拿出来，一念给他听，我就明白了，非常震撼。宋伯母在第二张卡上写着：

“祝愿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和夫人：

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慈爱的

                                              宋庆龄”

宋伯母是在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片后，感觉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过不了1981年，恐怕再也不能给我们寄贺年片了，就再寄给我一张，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福。我念到那儿，呜咽了，流泪了。她的爱心似海，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

1981年5月，我到了北京。 得知宋庆龄病重，我马上跟她的秘书联系好，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宋伯母。我想献给她一些鲜花，但当时北京花店稀少。我到处找，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束鲜花，赶到她家中。

秘书领我上了二楼，我轻轻地走进了卧室。宋伯母躺在大床上，床前有许多医疗器具，周围有不少医务人员。看见她那么虚弱，我很心酸。我让工作人员把鲜花献给她，并在耳边告诉她：高醇芳从法国来看望她，代表高家，送鲜花给她。她虽然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还说了谢谢，谢谢我来看望她，谢谢我的鲜花。我静静地站着注视着她，心酸得泪水盈眶，好久好久，只愿在她身旁久久地呆着，每一秒钟都是珍贵的。我问医务人员她是否能早日复元，他们没有言语。医生要护理她了，我不得不离开。我强忍泪水，向她告别。

我一出卧房，就止不住哭泣了。秘书安慰我，还请我在寓所用午餐。我实在太伤心，不想吃饭，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外面阴雨连绵，天亦伤心，跟我一起流泪。

5月22日，我离开北京之前，到宋庆龄寓所告别。宋伯母已经昏迷，正在安睡，不便打扰。我在心中默默跟她道别，沉重离去。

                          ----- · -----           

回顾四十年前，我捧着鲜花去宋庆龄伯母身边看望她，挥泪向她告别。据北京宋庆龄故居、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何大章先生考证，我是最后一位见到宋庆龄尚清醒的探望客人。我离开后的当天晚上，她就进入昏迷状态，一直到长眠。我能够在宋伯母生命最后时刻献给她最喜爱的美丽花朵，甚感欣慰。她谢世之前的“谢谢”之言，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在宋庆龄伯母离开我们四十周年之时，谨以此篇纪念文章，献给她的在天之灵。宋庆龄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心中，我永远深切怀念她。

                                                                                                高醇芳

                                                                                      2021年5月写于巴黎

（编辑：姜鸽   雨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