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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字号+ 作者:管理员 来源:未知 2015-09-06 17:02

       高行健(1940- ),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

       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语作家。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法国生活       

       1987年,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郊区巴纽里定居,起初生活艰难。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

       20世纪90年代期间,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剧作如《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2000年10月12日,高行健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此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3年,法国举办“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其作品特点

       野性色彩

       高行健作品够把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会像其他作品那样空洞,而是有了坚实的根基。叙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复调的作品、动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这六种作品形态是高行健所追求的。这六种作品形态被众多的学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和研究,恰恰相反,关于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却很少有人问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阐述的是民间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质。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观念的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反而更能展现高行健作品观念的先锋性意义,野性思维的产物即为“野性文化”。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说,高行健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状态与野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态本身,高行健这种对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们通常将“未驯化状态的思维”称为野性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濒临灭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在相对受到保护的地区存在着这种野性的思维,如艺术。未被训化的野性思维也越来越被重视,而且被当做活跃我们艺术思维的方式#针对野性思维和野性文化,专家学者通常会认为:野性文化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维则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思维,混淆不清的思维#但是学者高行健却不那样认为,他一直坚持:野性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一种艺术,在现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观念中,都存在着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这些“种子”在现代的作品中能够生存甚至繁衍。

       荒诞艺术

       高行健的创作跨越戏剧艺术和小说创作两个领域,在他塑造的众多角色中,人们似乎很难找寻到传统意义上的人物特征,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的人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总是刻意淡化小说人物”角色的具体形象,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带着面具在行进,就高行健创作的作品而言,任何一种人称都不具备绝对的领导地位。无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第二人称的“你”在文学作品中拥有着同等的角色设定。在他看来,“这将丰富小说叙述语言的手段,并且突破小说创作中那些固定的结构和章法,增强语言艺术的表现能力”在小说《灵山》中,高行健虽然保留了主人公“我”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明确,既没有准确的性格塑造,也缺乏内心情感的细致刻画,他所发挥的作用只是穿插在多个叙事线索与多个故事之间。在看似松散的多个角色中闪耀的是共通的“我”,“他基本上是散文体的书写方法,而且是用一种极端冷静的态度,各种文体交错使用,没有连贯性的人物和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是同一个个体,后者是前者的投射和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的“他”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

       游移风格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早就有所谓“风格即人”的古老命题。法国学者布封也曾明确提出“风格即人”的观点。当读者试图在高行健的小说中寻觅“风格”的踪迹以及从中解读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往往陷入到现实的迷茫之中。对于读者而言,高行健塑造的“风格型人物”并不是一种具有共同审美特征的艺术类型,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先锋艺术”和“荒诞”戏剧服务的。正是在高行健小说中所塑造的非传统化人物身上,读者感受到了游移于不同小说文本的“风格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有三个审美特征是需要引起读者重视的。首先,所有的人物都不具备明确的形象特征,作者也力图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人物角色多数情况下拥有不同形态的“分身”,只有将多个不同人称对应的人物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小说人物;最后,这些人物的言语都无助于读者理解小说,仅仅是作为穿插的桥梁而已。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与高行健本人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分不开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学模式,尤其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后,否定自我、否定传统、否定理性成为西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曾尝试着改变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塑造出更接近于人的真实状态的文学作品。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无疑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主义的阻碍,而高行健所塑造的宽泛意义层面的“风格型人物”在荡涤传统人物塑造模式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文学的本来状态,淡化意识形态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空灵参悟

       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突破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限制,尝试在“小说”这一文类中融入听觉因素,通过问答形式的转变、独白对白的交又、语速节奏的变化,赋予小说以“音乐性”,树立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高行健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表达方式,深受《庄子》、《金刚经》、禅宗和各类民间文学形态的影响,并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打破了“刁、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等文类的界限,据此寻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不居的现代精神的方法"高行健试图通过文本的音乐形式,将这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自我弥合,用“音乐性”的结构引导“自我”回归主体"《灵山》的音乐结构的核心是“流动性”"这股“流动性”的力量,既来源于语言、节奏在推进过程中的逻辑力量,也来自于《道德经》中所谓“上善若水”的理念"他对“声音”的追求,让其回到“文学”本身,将“说”表现为一种“敞开”的状态,在语言可及处,充分使用语言,在语言不可及处,通过动作、声音,甚至“空白”,与语言达成和解,既摆脱了“语言”的束缚,又使自身免于陷入“破执”的执着"这一追求,使他达到“悟入”的境界,进而穿透语言文字形式,在本体论层面上进入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实现“明心见性”"高行健借由“声音”、“音乐”,在《灵山》中营造了“空寂”的氛围,排除了二元的思维障碍,取消了“说”与“听”的界限,以“回声”的形式“说给自己听”,为“自我”的言说赢得空间"总体而言,高行健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的现代精神的方式,他使文学回到“文”的本身,通过“说”,打破“语言”的单纯的工具属性,拓展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将语言形式上升为叙述核心,用“音乐性”建构起一个空寂的“灵山”世界,在语言的流动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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